两三年前,有机会拜读了80多位抗癌明星的抗癌心得。他们都来自于同一个患友会,但瘤肿不同,确诊癌症后都活过了五年,是患友会中比较活跃的成员,愿意分享他们的抗癌经验。 这是一次独特的体验,可以站在病人的视角,来审视癌症,病人,医生,还有防癌抗癌的过程;然后再回到医生的身份,思考癌症到底带来了什么。 1,影响肿瘤生存的两大因素,而且我认为可能也是仅有的两大因素,一是肿瘤分期,一是规范治疗。越早期的肿瘤越容易治愈,非早期的癌症经过规范的多学科治疗也能获得长期生存。有些吹嘘未经治疗就长期生存的病例,很可能只是良性肿瘤,甚至并非肿瘤;有些号称各种气功或秘方的功效,其实只是因为早期肿瘤得到了规范的治疗。 2,来自患友的抗癌经验,必须谨慎对待,有保留的接受。能来讲的患友都是生存期比较长的,换句话说,那些活得短的患友根本没有机会来提供抗癌路上走过的弯路。在长期的抗癌历程中,有些因素是决定性的,有些因素是因,有些因素是果,有些因素啥也不是,但一般人很难判断,而只能选择去相信或不相信。在我看来,除了早期发现,规范治疗,这80几个抗癌明星并没有提供更靠谱的经验。 3,很少有人真正回复到患癌前的生活,而且,这种影响会延续到他的家庭。这种变化,有些是积极的,比如说不良生活、工作习惯的改变,家庭成员间的关系的融洽,更包容,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热心和投入。有些却似是而非,把每天都当做最后一天来过,然而,今天过去,还有无数个明天,不知最后会不会太累。 所谓了不得的抗癌密码,其实一直都在,就是早诊早治,规范治疗。过去几年,我们一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两件事,一是前列腺癌的精准筛查,一是泌尿肿瘤的多学科诊治。我自己的病人,如果按照之前的标准,绝大部分都能成为抗癌明星,值得骄傲。
前列腺癌的根治,在于祛除全身的肿瘤,即是治病,也在于保留重要的功能,即是救人。道理未必都懂,更未必做得到。很多时候,没有对错,而只是选择和妥协。 对于早期前列腺癌来说,肿瘤是局限的,那么通过局部的强化治疗已经可以获得祛瘤的效果,后续最多加以必要的辅助治疗,进一步杀灭潜在的病灶。保留功能,如控尿功能,勃起功能,就成为锦上添花的工作。 但祛瘤不应该投鼠忌器,在肿瘤明显外侵的时候非要保留功能结构,是本末倒置;对于保留功能结构的情况,也要接受切缘阳性增加的客观风险。切缘阳性未必是肿瘤残留,不保留功能结构也未必失去获能的机会,在肿瘤控制的基础上,药物,器械,功能训练,也可以再次赋能。当然,凡事皆有代价。 对于伴随远处转移的晚期前列腺癌,根治未必是镜花水月,只是难度更大,代价更高,机会更低,怎么选择?总的来说,就是三个字:稳,准,狠。 晚期转移性前列腺癌,治疗的基础是系统治疗,系统治疗的基础,目前还是去势治疗,也就是通过手术或药物的手段把人体内雄激素降到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从而使前列腺癌细胞失去疯长的动力,进入受抑凋亡的状态,并在短期内抑制新的转移病灶的生成。所以,第一步是压制住根治的冲动,要稳,不求速胜,不想赢,就不会输;但也不是回避和拒绝,只有直面事实,积极治疗,才能在绝境中找到生路。 准,是指准确的知道病灶在哪,前列腺局部是否存在可切除性,并在准确的时机给予准确的治疗,这既是诊断的要求,也是对治疗手段和治疗时机的讲究。全身治疗应该尽早开始,局部治疗则是相机而动,在全身情况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对于合适的病人给予针对局限病灶的重拳猛击。目前的研究表明,对于部分转移性前列腺癌患者,在系统治疗敏感而且已经显效的基础上,给予原发灶的切除,加上转移灶的放疗或手术,能够长期生存。 狠,就是不犹豫,晚期患者由于疾病的发展,身体状况的变化,局部治疗的时间点不是很多,时间窗也不是很宽,所以,该停的时候必须停,该动的时候必须尽早动,犹豫,就会失败。 狠,也在于面对现实,权衡利弊,求乎上,而得乎中,进一步,即使万丈深渊,也不回头,准备输,才有可能赢,置之死地而后生。 狠,还在于,除恶务尽,斩草除根,就是回到前面说的,重拳猛击。当然,不是所有病人都吃得消重拳猛击,这个需要客观的检查,医生、病人和家属的评估。狠,还在于,知道自己要什么,要放弃什么。 稳准狠,只是做到了祛除肿瘤,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护或恢复重要的功能,但晚期前列腺癌患者的功能保留,除了在局部治疗时,依然注意重要功能结构的保留外,全身还需要给予针对于转移病灶的治疗,比如骨保护剂的治疗等。 无论对于早期还是晚期的前列腺癌,治疗早已超越了技术,因为技术其实于病人来说是无用的,对于医生来说,如果不是工具,反而是负担。不过我不想对我的同行说什么,只想对每一个前列腺癌患者说,不要怕,也不要急,前列腺癌根治的艺术,也是我们直面这种恶性肿瘤的选择。
要点一:术中精细操作,保留重要组织,重建尿控结构。 要点二:早期,持续,有效的提肛训练。 提肛训练五不要:不要刻意吸气,不要鼓肚子,不要耸肩膀,不要突击训练,不要拼命。 提肛训练建议:拔除导尿管后,收缩肛门,数到十(就是数到十,不是十秒,也不是五秒),放松肛门,以上算一次,连做十次算一组,每天30-50组,随时,随地,任意位置,长期训练,适时调整。 在尿控改善的时段,位置,适当减少训练,在易漏尿的时段,位置,适当加强训练。
采访笔记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泌尿外科秦晓健当你在练剑道的时候,你在练什么?这是我丢给他的最后一个问题。他告诉我,元月开始,在儿子的带动下,开始练习剑道。“我学过太极和少林,也算有基础。”秦晓健,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肿瘤学(泌尿外科)博士,擅长前列腺癌等泌尿男生殖系统肿瘤。关于这个问题,他思考了好一会。“剑道,我认为这是最接近实战的一项运动,起源于古代日本,藉其禅、儒思想的深遂底蕴,日益为当今社会接纳。我读过日本剑道十段范士持田盛二的‘遗训,他被称为‘昭和剑圣,他说,剑道不是要斩人,而是把自己的邪念斩断,养成不动心。”偏偏,我也是崇古冷兵器的爱好者,我们开始饶有兴趣地说起剑道。“剑道需在五十岁之前拼命地练习基本,不把基本变成自己东西那是不行的。”“一般认为,基本是初学者应该练习的东西,这是非常大的错误,因为这样的关系,有很多人没有把基本记入脑中;而六十岁足腰软弱无力,只能用练心来补强弱点;到了七十岁全身软弱,这时要练习不动心;八十岁时心己不动,但时有杂念。这时消除杂念变成了另一种修行。”他侃侃而言。我笑道,其实剑道最高境界的学习,就是锻炼身与心,使自身聪明、理智、果断,培养温和的情操。互相遵守师徒之礼,修练更高的心和技,认识人伦之意。此刻,我们都意识到,虽然说着剑道,但大道相通,我们彼此间的每一句话,都在说着关于医术与心术的精进,以及一位医者的成长。我非常赞赏他的触类旁通,他是著名泌尿肿瘤专家叶定伟教授的学生,他还清晰记得第一天见到老师的场景。“那是一个酷暑天,我带了几瓶我最爱的饮料root beer,老师很温和,我哆哆嗦嗦的说什么,冰镇一下更好喝,老师笑了。”2018年,他是幸运的,一是协助叶教授完成了“中国泌尿肿瘤MDT会诊平台”的构建,这是国内影响力最大,最专业的远程互联网会诊平台,目前全国除了少数几个地区,几乎所有省市的泌尿肿瘤患者都已经可以分享平台带来的便利;二是在叶教授指导下,完成了2500余例高危人群前列腺癌的早期筛查。关于这两个项目的进展,今年五月份在芝加哥的美国泌尿外科年会上,会以学术报告的形式正式向国际同行展现。用他的话说,这也是中国,上海,向世界致敬的一种方式。“我问过自己,参与到公共卫生决策的前期工作,对一个临床医生来说,作用在哪里?事实上,这是眼界和格局的修炼,是使命感的感召,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本来就应有的社会责任。格局总是比技术先走一步。”他笑道,相比于“老船长”,他更愿意做一个“水手”,在惊涛骇浪里强筋健骨,练出黝黑的肌肉和无所畏惧的“大心脏”,享受风雨中的自由。“我们这一代人,庆幸的是,正走在人生的大道上,理应对世界有所助益。”他说。1医学生的担当秦晓健,高考前最初的志愿是复旦的生命科学系,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最终还是要成为一位临床医生,而且是与肿瘤搏杀的医生。“说实话,小时候对医生是排斥的,打针吃药,恐惧莫名。高中的时候,就想成为一个科研人才——生命科学当年非常热门,但阴差阳错进了临床医学系。医门深似海,一入此门就再也不出去了。”他笑道。第一学年过后,他科科名列前茅,综合成绩排名第一;学校给予优秀学生再次选择调换学科的机会,此时,秦晓健却不愿意离开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愿走了,一部分原因归于随遇而安的性格,另一部分原因是,我真切感受到医学很奇妙,人类对自身的探索永无止境,慢慢接触后,就能体会到到医学的价值和意义。”于是,一个内向的男生,在大学里完成了蜕变。2003年非典,全国人心惶惶。恰逢暑期前,秦晓健主动请缨,带领全班同学一起申报了一个暑期实践项目,应对非典的调研。“每个同学都把调查问卷带回家乡,冒着被感染的危险,挨家挨户拜访亲朋好友,发放填写问卷。”暑假结束后,他们收集了超过5000份的有效问卷,项目内容非常详尽,项目最终取得了当年上海市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一等奖。他也就此取得了先进个人标兵的称号。“奖状固然是对我们团队和个人付出的肯定,更多的是从中收获的成长。非典,谁能不怕,但一个医学生应有担当。”在领奖时,秦晓健如此表示。在大学,秦晓健喜欢两门学科,一是泌尿科,理由说不清道不明,勉强扯一扯他和泌尿外科的渊源,中国“泌尿外科之父”吴阶平教授和他一样来自常州,他与这门学科有着一层天然的亲切;二是肿瘤科,秦晓健认为,肿瘤是全世界需要攻克的巨大医学难题,至今仍有很多未解之谜,而近些年发病率也越来越高,急需医者挑战与克服。秦晓健是幸运的,他选择了泌尿肿瘤方向,最后列入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泌尿外科主任,泌尿肿瘤领域一代名医叶定伟教授的门墙。“很幸运,也很幸福。我大概是叶教授的第七个学生,我的师兄们,如今也都成了泌尿肿瘤领域颇有名望的医家。”秦晓健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叶定伟教授的那一天。“着实唐突,听说那天叶教授出门诊,便带了一打自己超爱喝的root beer美国根啤,去肿瘤医院堵人。我是一个内向的人,也不善于客套,开门见山就说了此行的意图——想跟着叶教授学习,说完心砰砰乱跳,表情有点僵硬。这第一面,老师就像我心目中真正的大师一样,感觉和蔼可亲,几句随和的问话,顿时令我轻松下来。当然,以后接触多了,其实老师对学生是很严厉的。”秦晓健微微笑道。2相忘于江湖秦晓健如愿成为了叶定伟教授的学生。叶教授是科室的掌舵人,在学科领域威望卓著,有“船长”的美誉,他非常照顾低年资的小医生,平时话不多,一旦学生们需要他的援手,他会毫不犹豫地给予力量。“小医生即使犯了错误,批评归批评,但他总会手把手教会你正确的操作,不厌其烦。”秦晓健如今的主攻方向是前列腺肿瘤,这是他的特长,也是叶定伟教授的战略安排。他的手术特点是快,“天下功夫唯快不破”。当然,并不是一味追求速度——小心求证,杀伐果断,胆大必须心细,手快必须安全。“我的刀法传承自叶教授。他教我们,手术台上不要急、不要怕,碰到问题就迎上去解决,不要躲。”秦晓健的快刀,其实是做足了功课。手术台上的那一个多小时,背后是几十个小时,几天几夜的准备期。“手术分成术前术中术后。术前的一系列准备,为手术的好坏与否、快慢与否、稳乱与否起到了奠基的作用。每一台手术术前要做很多事,看患者的片子——核磁共振和CT,熟悉病人身体情况,患者的手术部位先在脑海里形成一个三维立体的结构。从哪里下刀,先做什么后做什么,需要规避什么,不论大小手术,手术的框架和入路,必须一清二楚。”每个病人都是不同的个体,每一台手术,他都会给自己心理暗示,把它们都当做第一台手术来做。秦晓健表示,手术失控是可怕的,术前准备时,每一种可能的结果都应该预料到。“有一个前列腺癌晚期的病人,病情很不容乐观,只是除了手术外没有更好的方法了,最后是上了手术台,手术前已经判断病情凶险,大出血可能性非常高——淋巴结肿瘤就长在血管表面,而且是静脉血管壁,更加薄弱易破,但是,我做好了充足的风险预案,结果有惊无险,手术很成功。”秦晓健还记得自己的第一台手术,正是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这是一次遭遇战,其实初出茅庐的外科医生,第一台独立主刀手术通常不会是如此难度的手术,正好碰上,秦晓健就硬着头皮上台了。“这个病人的前列腺非常大,根治术需要把肿瘤全部切除,却不损伤周围的重要组织结构,切多少全要靠经验衡量。”手术前一天,他失眠了,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兴奋。如今只需一个半小时的前列腺癌根治术,那天他做了五个小时,如履薄冰、汗流浃背,病人术后情况很好。第一次的成功,给了秦晓健巨大的信心,这种喜悦感,后来就同他每次突破新的难题时一样,越攒越多。秦晓健坦言,曾经中晚期的病人,占了就诊病人数量的主体。现在,人们健康意识提高,普遍重视体检,对泌尿肿瘤的认识也有所提高,晚期比例越来越小,这是值得欣喜的。不管怎么说,不论是早期还是中晚期,延长生命,改善生活质量,是治疗的第一要旨。令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几年前一位90多岁的老人。老人85岁的时候,患上了前列腺癌,并且转移了。按实情来看,转移了的肿瘤无法根治手术。秦晓健的方案是前列腺癌的常规治疗,让老人的生活质量改善一些,减轻疼痛,并没有施行手术。五六年后,老人又来了,这次是尿道堵塞伴随着出血,影响到了排尿,不手术是不行了。“那个肿瘤很大,已经到了晚期,像球一样突入膀胱,非常容易出血,又像一个活塞一样,完全盖住尿道口,影响了排尿。因此,做一个缓解的减瘤手术最为稳妥。手术难度不大,但风险不小,用时也很长——尽可能不要拖太久,但又想尽可能把肿瘤切干净一些,用了一小时完成了手术。出院时,老人小便清澈,也很通畅,一家人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最开心的是,老人至今健在,治疗效果真的还不错。”从一个医者的角度,秦晓健其实希望老人接下来继续放疗——膀胱外的癌细胞手术无法彻底清除干净。可老人以及家属婉拒了,他也很能理解、尊重他们的选择。“我真的只能陪他们走一段路,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我虽牵挂,也只能祝愿他长命百岁吧。”从医十多年,他很在乎医生和病人的缘分。“说实话,我愿与病人相濡以沫,但不如,相忘于江湖。我更希望他们离开医院获得重生,从今往后不复再见,愿各自安好,岁月如初。”口述实录唐晔如果把叶定伟教授比做老船长,您愿意是怎样的角色呢?秦晓健一名水手(笑)。作为一个水手,可以去冒险,但不犯大错,如果干的好就能看到更壮美的风景了,正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唐晔您认为,一个外科医必须有怎样的心态呢?您的心态又如何?秦晓健像叶教授那样,在大风大浪里处惊不变就最好,这是外科医生必须要炼成的心态。对我而言,用务实这个词形容我更加贴切,无论如何,我不会用患者的性命冒风险,所有的手术方案,我会一直找到更稳妥的方法才行;我不接受意外,但如果真有意外,那也没办法,这就是医学。唐晔您的沟通能力如何?秦晓健我比较内向,不善交际,但为人坦诚,这一点,很多病人和家属都比较认可——面对家属,我始终是真诚的眼神,说话从不兜圈子,治疗方法的利弊都会摆在桌面上说清楚。不过无论怎么沟通,最让人信服的依旧是良好的治疗结果——帮助病人明显改善病情,倘若真的无能为力,我愿意陪伴他们走过人生的一段时光,这就是我的职责了。唐晔您是从年轻医生走过来的,您觉得,一个年轻医生需要的素养是什么,是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吗?秦晓健首先是不要浮躁,要沉下心来。初出茅庐,谁都想证明自己,我也曾如此。但真正成长起来以后,你会发现,其实你不需要证明什么,除了不成熟,也证明不了什么。医生是应该接触高精的技术,但始终要明白,各种高精尖的科技设备都是提高医术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局限医生的壁垒——医学的主体终究是人,某个医学话题曾探究,人工智能会不会取代医生,我认为只有庸医才会被取代。真正的医生是利用科技,而不是被科技所限制——因为新技术,我可以成为更好的医者。机器的出现,让医者不再需要机械的记忆,不再需要执行推演的过程,但终究是原理层面的重复,医者是需要融会贯通,终身学习是一位医者周而复始从未停歇的事。唐晔那么,一位外科医生的学习该是如何呢?秦晓健学习要有开放的头脑,是360度全面的学习。格局要先于技术,每个病人都有自身的特殊性,往往在积累操作达到一定的量后,有自己的认识和突破;技术同样需要钻研,的确要狠抓技术,医生手上没活儿是走不远的。医学教科书每年都在改,操作指南越修越精细,对手术中的细节有了进一步的改造——下刀差个几毫米,可能就会有质的改变,在学习的过程中,绝不是听老师的依葫芦画瓢就行了——要明白原理和目的,为什么做每一步,这是对病人负责,也是对自己的负责。唐晔2018年,您的收获是什么?秦晓健一大收获就是,在叶教授主导下,我主要负责筹备的“中国泌尿肿瘤MDT会诊平台”建成了——目前是国内影响力最大、最专业的远程互联网多学科会诊平台。几乎每周都有三四场远程会诊进行,覆盖了我国绝大多数地区。每次会诊,既解决问题,也有宣教的意义,我们与专业视频播放平台合作,每次会诊都有上万在线观看人数,会议可以点播回放,整个项目都是公益的。另外,去年我们还进行了国内第一个针对高危人群的前列腺癌筛查。我带领了一个团队,走进社区及上海周边省市,和当地的医院合作,招募符合条件的高危人群,组织宣讲,呼吁市民抽血筛查。最终,我们跑了六七个城市,筛查了2500多个市民,拿出了初步的筛查报告,总结是:中国人群需要前列腺癌筛查,筛查所得的前列腺癌检出率远远超过预期,中国可能并不是一个低发国家。唐晔您有多面的医学角色啊。秦晓健的确,我的医学角色很多面。当我在手术方面开始成熟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特长不局限于此,我可以干更多的事,帮更多的人,成为有助于公共卫生决策工作中的一份子。筛查行动,公益会诊平台,这些事情其实很像我在大学里做过的暑期实践项目——这可能就是我的成长底色吧,这样的工作给我带来的快乐,不亚于一次狂飘突进,赏心悦目的手术。唐晔您平时怎么调节情绪,放松自己呢?秦晓健大学的时候,还有踢足球的爱好,说实话,现在很多爱好都荒废了,连看个电影都是奢侈。不过,最近我开始练习剑道,很有意思的一种运动,能练身体,更能练心,物我两忘,如如不动,那也是手术的境界。
晚期前列腺癌可防可治,多学科诊治是可靠保障。视频观看:中国泌尿肿瘤MDT会诊平台。
前列腺癌的防控关键在于早诊早治:视频观看:中国泌尿肿瘤MDT会诊平台。
两年一届的世界抗癌大会于今年12月3日至6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我院泌尿外科秦晓健医生的两项研究:空气污染PM2.5与肿瘤以及前列腺癌的关系,被大会录用作口头发言。前列腺癌是全球男性泌尿生殖系统最常见和致死率最高的肿瘤,而PM2.5的空气污染也是全球特别是东亚部分地区疾病的重要负担,国际抗癌联盟(UICC)对于秦晓健医生在空气污染PM2.5与前列腺癌的关系方面的研究给予了特别关注。为了肯定秦晓健医生在地区和国际性抗癌事业中的持续努力,并鼓励其进一步承担起在地区和国际性抗癌事业中的责任,国际抗癌联盟(UICC)、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和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联合邀请秦晓健医生作为全球八名青年抗癌领袖之一参加12月3日举行的世界抗癌领袖峰会。中国大陆地区参会的受邀代表还有中国抗癌协会会长郝希山院士,中国抗癌协会秘书长王瑛教授和天津肿瘤医院院长王平院长。在12月4日由UICC和美国抗癌协会联合举办的欢庆晚宴上,作为参加晚宴的唯一青年领袖,秦晓健医生得到了UICC主席Mary Gospodarowicz教授的热情介绍和鼓励。秦晓健医生在阐述其专注的研究领域的同时,还向大会介绍了我院的情况,受到了在座专家的一致称赞。国际抗癌联盟认为青年领袖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所在国家在世界抗癌事业中的角色,秦晓健医生此次入选世界抗癌青年领袖并参加领袖峰会,意味着我国在国际抗癌领域的努力和职责再次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肯定。
2014年12月3日至6日,由国际抗癌联盟(UICC)主办的2014年世界抗癌大会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市隆重召开。本届大会由澳大利亚癌症协会承办。会议围绕主题“凝心聚力,加快防控进程(Joining Forces, Accelerating Progress)”,通过主题发言、专题报告、壁报交流、圆桌讨论、现场辩论等形式对癌症的预防和筛查、诊断和治疗、康复和姑息治疗、癌症防控系统四方面议题进行了探讨与交流。 大会会期3天,设有120个专场,350个学术报告,收录600篇学术论文摘要。来自世界115个国家的2700余名代表参加了大会,其中中国代表250余名,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国抗癌协会代表团由理事长郝希山院士率队,在会议期间颇受瞩目,取得累累硕果。12人论文被大会遴选为发言篇目,38人论文被遴选为壁报交流篇目。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秦晓健荣获由国际抗癌联盟(UICC)、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和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联合评选的八大“全球青年抗癌领袖”称号,并接受邀请参加12月3日举行的世界癌症领导人峰会。峰会还邀请了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郝希山院士,中国抗癌协会秘书长王瑛教授和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王平教授。郝希山院士等中国代表受邀参加世界癌症领导人峰会 12月4日,大会特设中国专场。以“中国的癌症治疗和转化研究”(Cancer Treatment and Translational Research in China)为主题,从100余篇中青年专业技术人员投稿中遴选出5篇作为中国专场发言报告。中国专场讲者的平均年龄37岁,他们分别是来自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徐萌教授、复旦大学肿瘤医院的陈勇教授、辽宁省肿瘤医院的赵岩教授、江西省妇幼保健院的李凌医师、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李晓青医师。五位讲者分别就新型抗bFGF单抗抑制肺癌的临床前研究、肢体隔离灌洗应用于四肢局部晚期恶性肿瘤的前瞻性研究、低频度微卫星不稳定性与胃癌的淋巴浸润及不良预后相关、中国农村地区子宫颈癌高发地区HPV筛查效果评价、Runx2转录调控的ITGBL1促进乳腺癌骨转移的研究等做了详尽的报告。专场由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郝希山院士、副理事长季加孚教授主持。国际抗癌联盟(UICC)前任主席大卫希尔教授(David Hill)、爱德华多卡赞普教授(Eduardo Cazap)、弗兰克卡瓦利教授(Franco Cavalli)、以及台湾资深院士彭汪嘉康女士等国际著名肿瘤学专家也前来参加中国专场。中国专场现场中国专场现场 12月5日,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郝希山院士受邀参加“全球健康保险(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为议题的圆桌会议,与中、日、韩三国的肿瘤专家和机构领导共同商议全球癌症保险计划的可行性和必要性。郝院士指出,在中低收入国家癌症的医保覆盖比例还比较低,甚至达不到国际的平均标准。为了改善这种现状,不但要号召国家应用癌症防控战略计划,同时还要加强公众对肿瘤三级预防的了解和认知,特别是提升贫困地区人民的生命预期。亚洲圆桌会议现场 12月6日,郝希山院士受国际抗癌联盟亚洲办公室(UICC-ARO)的邀请出席并主持亚洲专场,围绕主题为“亚洲国家如何面对当前癌症经济负担的形势?(Economic Burden of Cancer in Asian Countries: How Should We Face the Current Situation?)”,来自中、日、韩三国的肿瘤专家分别就当前各国的癌症成本和经济负担做了发言报告。中国抗癌协会秘书长王瑛教授做了题为“中国癌症负担(Cancer Burden in China)”的报告,详细地介绍了当前亚洲地区及我国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致病因素,以及行之有效的癌症预防措施。郝希山院士主持亚洲专场王瑛秘书长在亚洲专场做发言报告亚洲专场嘉宾合影留念 2014年12月2日,在国际抗癌联盟会员代表大会上(UICC General Assembly Meeting),经现场投票选举,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天津市肿瘤研究所所长、天津市肿瘤医院名誉院长郝希山院士成功当选为国际抗癌联盟常务理事,成为14名理事会成员中唯一当选的中国代表。郝希山院士再次当选国际抗癌联盟常务理事 会议期间,中国抗癌协会还先后与国际抗癌联盟(UICC)、世卫组织癌症研究所(IARC)、美国癌症研究学会(AACR)、美国国家肿瘤研究所(NCI)、澳大利亚癌症协会(CCA)、墨尔本大学、法国癌症协会,以及台湾癌症基金会就今后双方建立国际合作项目进行了交流。展览会上,中国抗癌协会设立展台,发放宣传资料,为国内外千余名代表提供了交流平台。中国抗癌协会展台 大会期间,大会期间,中国抗癌协会代表团参观了澳大利亚彼得麦卡伦癌症中心(Peter MacCallum Cancer Center),澳大利亚癌症临床试验中心(Cancer Trials Australia)和墨尔本皇家医院(Royal Melbourne Hospital),就肿瘤防治与临床试验等领域与澳方进行了深入地学习和交流。中国代表团访问期间还得到了墨尔本市副市长Susan Riley女士的亲切接见。中国抗癌协会代表团合影留念中国抗癌协会代表团参观澳大利亚彼得麦卡伦肿瘤中心墨尔本副市长在墨尔本市政厅会见中国代表团
与20世纪90年代初的峰值相比,美国前列腺癌死亡率显著下降,PSA筛查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主要原因是发现了假如不筛查的话注定会发生转移性前列腺癌,而实际上却从早期激素辅助治疗中获益的男性,次要原因是为许多局限性前列腺癌患者提供了根治疗法。考虑到2012-2016年,美国因为前列腺癌死亡的中位年龄高达80岁,提示PSA筛查并没有真的“拯救生命”,而带来的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却不容忽视。 不管是来源于PSA筛查本身,还是早期辅助激素治疗,美国前列腺癌死亡率的下降是切实的,而且都是PSA筛查引发的后续结果;任何筛查手段都伴随着或多或少的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但这是筛查本身的缺陷,虽然PSA筛查不完美,但是目前还没有更好的筛查手段,更不能否认其在降低前列腺癌死亡率方面的价值。 事实上,对于PSA筛查的态度,在美国的学术界也有争议;在2012年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作出不推荐PSA筛查的建议后,美国多地发现前列腺癌检出率下降,伴随着高危和转移性前列腺癌所占比例的增加,2018年,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建议对于55-69岁的男性,就诊者与医生应基于家族史、种族、并存症状、就诊者对于筛查与疗效利弊的价值观、以及其他医学需要,充分沟通PSA筛查的利弊后个体化决定是否进行筛查。目前国际各大指南,对于前列腺癌的PSA筛查还是持肯定态度,只是适用方式略有不同。 不要忘了,30年前,当直肠指检是仅有的诊断方法时,美国初诊前列腺癌患者中30-35%有骨转移, 45-50%有淋巴结侵犯,这种情况比今日的中国好不了多少;众所周知,分期,或者有没有转移,是前列腺癌最重要的预后因素,转移患者的五年生存率不超过30%,而局限性及区域性的前列腺癌五年生存率均接近100%;正是PSA筛查,使美国前列腺癌新发患者中,无论种族,均只有4%-5%的转移性病例,这才能实现“2012-2016年,美国因为前列腺癌死亡的中位年龄高达80岁”,这不是“拯救生命”是什么? 有人认为,“我们需要一个发病率目标值,即“勿超过”的发病率基准。目前的前列腺癌发病率与1975年基本相同,每10万男性中约100例。我们应将这一数值作为发病率目标值。”“如果要在进行筛查的情况下达到这一目标值,我们需要为活检设立更高的阈值”。不检测,就没有发生,这种选择似曾相识,可以尊重,但不接受。 另外,我们不能忽略重要的两点,一是,这些数据来源于美国人群,二是,他们在讨论的是当下的情形,无论哪一点,都不能轻易地适用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应该审视,有自己的思考,有自信的实践,而不能照单全收。 根据2018中国城市癌症数据报告,大城市男性前列腺癌发病率增速明显,位列所有男性恶性肿瘤第六位。早在2015年,前列腺癌已经成为上海男性第四位高发肿瘤,预计到2025年,前列腺癌将成为上海男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由于没有筛查,中国前列腺癌初诊时30%以上有转移;根据最新的统计,中国前列腺癌患者五年生存率平均为69.2%;由于人口基数大和老龄化,我国前列腺癌的年死亡人数高达51895人,接近美国(28705)的两倍。 中国需要更多的工作来减少前列腺癌的死亡人数,PSA筛查任重道远,中国应该走好自己的路。